邓小平是通过一场文戏和一场武戏上位成功的。邓小平要上位需要扳倒两大关键人物，一个是精神人物即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另一个是组织人物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当时中国人民对华国锋的认可是来自于对毛主席的无比信赖，因此把毛主席从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偶像地位上拉下来是扳倒华国锋的前提。
一、一场文戏，搞乱了思想。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逮捕了“四人帮”。这是华国锋自断膀臂的巨大错误，使“文革派”这一革命力量严重受挫，“老干部派”其实大部分是走资派势力迅速抬头。这一举动打破了中共中央的政治平衡，使毛主席留给华国锋的政治遗产损失殆尽，为邓小平上位客观上提供了条件。
10月7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向邓小平传递了“把四人帮抓起来了”的消息。邓小平为之惊喜万状。他预感到一个机会将到来。10月10日，老谋深算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在七十年代，毛泽东在中国是神一般的存在，只要他的英灵在中国的大地飘荡，牛鬼蛇神就只能蛰伏。1977年2月7日中共中央的喉舌“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指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被后来的资改派泛称的“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无疑加剧了毛泽东在中国的存在。同时也宣示中共中央将一如既往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第二次写信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党中央。
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党中央：
感谢党中央证明了我本人同天安门事件没有联系。我特别高兴的是，华主席认为清明节群众的行动是正当的。现在谈谈我的工作，所有职务和我何时开始工作都取决于党中央的考虑和指示。”
请注意邓小平的第二封信和第一封的一个区别，第二封加上了“叶剑英副主席”，因为按华国锋定调的两个凡是，给邓小平平反并安排工作是不符合两个凡是的。邓小平只能求助于叶。
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北京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至此，邓小平又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邓小平上台后，借着国务院副总理的方便，借口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开始了给地富反坏右摘帽平反的活动，解放了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借以扩大其政治基础，捞取政治资本。尽管如此，邓小平要爬向权力的顶峰还是不现实的，因为，毛泽东的英灵还在，两个凡是还在起作用。
如何破局？只有扳倒毛泽东，要扳倒毛泽东只有抹黑污蔑，要抹黑污蔑只有先动摇这神一般的存在。于是一场处心积虑的文戏开锣了，1978年5月11日，远离中共中央的《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是由邓小平授意的集体创作），由此导演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一方面击溃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两个凡是，另一方面，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毛主席神一般的存在首次出现了动摇。这场文戏对邓的上位至关重要，请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记述：“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明明是被授意的的集体创作，不授意的话你一个远离北京的小小的老师能左右邓小平是否掌权？不过后半部分倒是实话）。
这项大讨论并没有孤立进行，从1978年6月份起，到本年11月全部的右派分子被摘帽。牛鬼蛇神纷纷出洞。文革期间，报纸上常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被推翻的阶级要想变天，他们只能寻找党内的代理人。当时绝大部分人以为使说着玩的，现在可成了真的了，被推翻的阶级和他们的代理人邓小平在这出文戏里上下互动，邓小平在这场文戏中赚足了人气。
请记住这三个标志性事件：
1，《光明日报》：第一个取掉报眼上的毛主席语录，开始动摇毛主席的地位。
2.谭震林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发表在《红旗》杂志1978年的最后一期上，标志着中国的红旗即将落地，华国锋已经失去对中共中央舆论的掌控。
3.1979年全国停发《毛主席语录》，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内收缴销毁毛泽东选集全国基本推到了毛主席塑像。一场全面否定妖魔化毛泽东的闹剧在多灾多难的东方大地开始了，不得不感叹人们的健忘。
二、一场武戏，用枪指挥党。
尽管通过这一场文戏，邓小平达到了动摇毛泽东的目的，同时也成为了中共中央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的二把手，地位仅次于华国锋。但是，要取代华国锋还是有阻力的。
一个是华国锋是所谓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英明领袖，再就是华国锋正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进行“新的长征”。华国锋也的确干得不错，他领导的这几年，工农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提高很快，全国人民憋着一口气叫做“大干四化”，邓小平想要取代华国锋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再者，华国锋生于1921年，邓小平生于1904年，年龄相差近20年，华国锋正当壮年，邓小平已年过古稀有四，按生物规律也轮不到邓小平接班。怎么办？怎么办？那就再来一场武戏。
先看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职务对比：
华国锋：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
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另外，相同的是两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同的是邓小平还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一兼任是邓小平比华国锋擅长的方面，即军事。要想胜过华国锋只有强调军事，军事是邓小平压倒华国锋的最有效手段。因此，邓小平急需一场战争来力求上位。有战争要上，没有战争创造战争也要上。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战乱往往是政变的最佳节点，例如，中国历史上赵匡胤黄袍加身就是在出征的路上导演的。
机会终于来了。那就是邓小平访美。
1979年1月30日上午，访问美国的邓小平在同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一起来到阳光灿烂的白宫玫瑰园，邓小平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这个必要的牺牲就是要挑起攻打越南的战争。
有人说，邓小平发起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他倒向美国的投名状，是替美国人报仇，不能否认有这个因素，但这在邓小平下的这盘大棋局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其真正用意是用他擅长的而华国锋不擅长的战争手段来发动一场战争，用枪来指挥党，以达到取代华国锋的目的。
在得到美国的首肯和表扬后，邓小平访美归来，提高了渲染越南威胁的调门。直至1979年2月17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达到高潮，社论指出：黎笋集团由于自己的民族扩张主义（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受到我们党的理所当然的反对……近几个月来，黎笋集团又大举出兵，侵占柬埔寨首都金边和大片领土。随即长达一个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
从人民日报的社论不难看出，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主要理由是反对地区霸权，为柬埔寨人民主持公道。但是，猫腻出来了，我们知道，邓小平上位后的对外方针是“韬光养晦，永不出头”，那为啥在他上位前不韬光养晦，并且为肯柬埔寨人民出头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看似矛盾的一场战争，正是邓小平为扳倒华国锋而发动的一场流血的军事事件，教训越南是假，借战争之际，用枪指挥党，对华国锋逼宫是真。
邓小平访美期间，还犯了一个重大的违背党的组织纪律的原则错误。对外战争这么重大的事情，不经中共中央讨论，不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就到处宣布，不仅透露给美国总统卡特，还事先透露给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外界，在中共中央他说话是算数的，他要做中国的老大，果然当期的美国杂志封面就是邓小平，这暗示了邓小平要成为中国的老大了。
果然对越战争后，华国锋的政治状况每况愈下，1980年9月10日华国锋被迫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使否定毛泽东、污蔑毛泽东成了事实上的合法化。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至此，邓小平彻底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上位完美收官。
毛主席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又说：“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要靠这两杆子。”邓小平导演的这两场戏，完全符合这一特征。因此，邓小平成为中国的一把手，既不是靠中共中央的组织程序，也不是靠选举，是抢指挥党的结果。
在党的历史上，玩枪指挥党的邓小平不是第一个。第一个企图用枪指挥党上位的是长征途中的张国焘，只不过由于广大的红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更由于毛主席的英明，尽管张国焘在军队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但以失败而告终。巧合的是，在这两次事件中均有一个重要人物起了很大作用，那就是叶剑英。在张国焘的事件中，叶剑英及时给毛主席报信，起了很好的作用，据说毛主席以此称赞他“吕端大事不糊涂”。还是这个吕端，在邓小平的事件中却糊涂了。据说后来叶帅经常对着毛主席像痛哭流涕，可能是为自己的糊涂而痛苦吧。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艰难与必要。
周公惶恐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人们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往往要经历时空的沉淀。对于邓小平上位的历史也概莫能外。只有认清了邓小平及其上位的历史，才能看透他的“不争论”、才能看透他的“摸论”、才能看透他的“改革开放”、才能看透他的“特色社会主义”、看透了，就能理解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就这么简单而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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